內戰是同一民族之間的悲慘戰爭。當時，尼加拉瓜是一個由革命形成的左翼政府，而革命前的右翼獨裁政權的士兵成為叛軍游擊隊，從北部的鄰國洪都拉斯越過邊界入侵，因此，戰場就是邊境地區。

這個邊境地區是尼加拉瓜咖啡的生產地。在首都馬那瓜以北230公里的泛美公路處。我前往了距離鄰國洪都拉斯邊境不到20公里的新塞戈維亞省的首府奧科塔爾。是咖啡的重要聚集地。

一個多月前，它遭到了來自邊境另一邊的游擊隊的襲擊。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，看得到的建築物牆壁都被自動機關槍射擊得千瘡百孔。這些洞口很深，看得出來是在近距離下射擊的，咖啡的出貨倉庫和廣播電台等被燒成了灰燼，路上沙袋堆得很高，汽車無法通行。
在郊區，有16輛坦克的砲管朝向北方。「弗朗特拉酒店（Hotel Frontera）（=邊境酒店）」的經理無奈地表示「這裡游擊隊很多，一直都很危險。」

我去了前線。在邊境附近的山上，政府軍正不停地砲擊中。在一個炮管有四公尺長的弧形大炮旁，站着一臉稚嫩的少年兵，肩上扛着一把自動步槍。12歲的赫克托岡薩雷斯(Hector Gonzalez)，還只是國小六年級生。他說他是自願來到前線。當我問他為什麼時，他給了我一個奇妙的答案：「因為我想學習。」

「除非國家處於和平狀態，否則我無法靜下心來學習。我想，如果哪怕只是多一個士兵，人越多就越能快速打贏戰爭，結束這場戰爭，這樣我就能專心學習了。」他花了六個月時間在戰場上作戰，另外六個月在學校。當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想學習時，他眼裡閃爍著光芒回答說：「我想成為一名海洋生物學家。」

若今天是否還可以活著都不知道，可以確定自己還會活到成年嗎？即時這樣，在戰場上談論自己想成為學者夢想的小學生，深深打動了我。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的不幸處境而感到氣餒，反而有動力用自己的雙手去刻畫一個理想。這就是典型的尼加拉瓜人的氣質。他們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積極進取的民族。

自他們上小學以來，每年1月至3月的寒假，他們都會做這項工作。貝爾納達已經是一個四年的老兵了。法比奧戴着父親給他的政府軍軍帽，他的棕色褲子的膝蓋處有一個破洞，大腿上的布也破了一大片。他的父母也在農園工作，但他們付不起給孩子補衣服的錢。

貝爾納達神采奕奕地說：「我長大後想成為一名醫生。這是當今世界上最需要的工作。當村裡的人生病時，我可以照顧他們。」聽到這樣不會讓你很想哭嗎？她拿起了一顆咖啡櫻桃，並說道：「他們看起來可能一樣，但每一粒都有不同的表情。」但即使只是一粒咖啡豆，她從來也沒有喝過。

成熟的漿果被送到Beneficio San Carlos，一個位於山腳下的咖啡處理廠。在太陽下曬乾後，製成乾燥成品後，裝袋運往歐洲等國。而做這些工作的是一群穿著藍色衣服的人，他們默默地工作著。當我試圖與他們交談時，他們只是無奈地笑笑，並沒有回應。原來他們是一群囚犯。他們是革命前獨裁政權的士兵，其中一些人被判處了30年的監禁，藍色的衣服則是監獄的囚服。他們每天早上從監獄被押送到這裡，晚上再回到牢房，有些人這樣生活已經長達七年以上。

有250人在這間處理廠工作，生產用於出口的高品質咖啡。會計的瑪塔（Marta）喃喃自語地說道「去年，由於戰爭，我們進入山裡的收成時間延遲了。今年的品質非常好，很值得期待。」戰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了收入。

馬塔加爾帕市有一個咖啡收成志願者招募辦公室。海報上寫著：「大家一起來用咖啡戰鬥吧，婦女們參與生產大隊。」還有口號寫著「所有婦女們，到戰壕裡去吧。為了和平與革命。」女兵們在這個國家特別顯著，這是一個女性很堅強的國家。響應這個號召，高達252人自願在咖啡農園中工作一個月。

1979年，桑地諾（Sandinista）革命在這個國家取得了成功。在那之前，軍人獨裁統治持續了很長時間。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（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）是一群尋求民主和公平分配財富的左翼游擊隊。 這意味著他們希望成為與獨裁政權鬥爭中被殺害的桑地諾（Augusto César Sandino）將軍的後繼者。

然而，那是東西冷戰的時代。美國的雷根政府痛恨左翼政府，從流亡的前獨裁政權中召集士兵，把他們編成右翼游擊隊，讓他們在尼加拉瓜北部鄰國洪都拉斯建立基地，並讓他們越過邊境，進攻尼加拉瓜。 而美國也為此付出了代價。也就是說，這是一場由美國挑起的戰爭。

人民的憤怒指向了美國，因為美國製造了這場戰爭。這反過來又增加了對左翼政府的支持。左翼政府並不都是冷血無情的人。相反地，有許多文化名人。副總統是一位作家，內閣部長中也有幾位詩人。

內閣中甚至還有天主教牧師，甚至有到四人之多。天主教世界是保守的，但當時在拉丁美洲盛行一種進步的 「解放神學」思想。他們認為，宗教人士有責任為社會正義而戰，他們站在社會變革的最前頭，目的是實現一個平等和公正的社會，讓窮人能夠生活在其中。

其中一位文化部長埃內斯托卡德納爾（Ernesto Cardenal）神父在該國南部尼加拉瓜湖的索倫蒂納姆（Sorrentiname）群島建立了一個農業合作社，並在農民中發起了一場繪畫運動。 農民們用油畫顏料繪製周圍的風景，被稱為 「純樸畫（Arte Primitivo/Arte Primitivista）」，因為他們非常認真地繪製每一片樹葉。 原色鮮艷，詳細描繪了農民們的生活。

在這些作品中，有一幅名為「咖啡花園的花朵」（El Café en su Florecimiento）的畫作。綠色為底色，前面是開著白色花朵和紅色漿果的咖啡樹，湖面上有一個開著帆船的人，一隻兔子躲在林間樹蔭下，五顏六色的蝴蝶在花叢中飛舞。

一位墨西哥藝術評論家說，「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，在與現實的鬥爭中，尼加拉瓜的戰士和索倫蒂南的畫家沒有區別。」在拉丁美洲，文化也是一種鬥爭。

我在首都馬那瓜的一個貧困居民區遇到一位國中生女孩奧奈達說：「多虧了革命，人人都變得平等了。我也會拉小提琴。如果不是因為革命，我不會拿起樂器。我甚至不能去上學」在這個時代，人民貧窮，戰爭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，但他們追求文化，生活充滿希望。本來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充滿雄心壯志，擁有許多詩人的國家，在戰爭的同時也誕生了許多文化運動。

內戰於1990年結束。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，並舉行了選舉，結果是桑地諾主義者被擊敗，建立了中間派政府。人民厭倦了連年的戰爭，尋求既不左也不右的和平政治。然而，從戰爭中恢復的速度很慢。一些上台的部長甚至透過權力，把逃離國家的富人豪宅據為己有，借勢發家致富。在動蕩之中，政治競爭加劇，選舉再次讓左翼桑地諾黨人上台。

奧爾特加（Daniel José Ortega Saavedra）總統消滅了他的政治對手，掌握了真正的權力，他也是一位左翼主義者。他廢除了總統連任的禁令，建立了獨裁政權，他的妻子擔任了副總統。這導致有良知的人離開了桑地諾黨。

2018年，心懷不滿的公民爆發了反政府暴亂。警察採取暴力手段平息局勢，超過300名平民在暴行中喪生。這導致了反對黨領導人的入獄，以及一個沉默和被壓抑的社會，人們無法再發言。曾經是右翼軍事獨裁，現在則變成了左翼獨裁。一位尼加拉瓜記者說道「奧爾特加變成了史達林。」

外國企業紛紛撤離，一開始就很低迷的旅遊業幾乎不復存在：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為-3%。超過10萬人作為難民逃離了這個國家，因為他們無法謀生，或者因為國內沒有工作機會而移民出國。

而從2020年開始，又發生了新冠肺炎的疫情。尼加拉瓜政府宣布的感染人數在1萬人左右，而鄰國則有100萬人被感染。無論你怎麼看，這都很奇怪，這似乎更像是隱瞞訊息而不是操縱訊息，感覺這樣的政府是不會長久的。

那些已經離開國家的人怎麼辦？據報導，美國充斥着來自中美洲的難民，當時的總統川普關閉了邊境。這些人中有一些是尼加拉瓜人。但是，即使他們以難民身份去美國，也不能保證他們能夠生活下去，而且美國一開始就不允許他們入境。

因此，許多尼加拉瓜人進入了哥斯大黎加的南部。這是因為哥斯大黎加的政策是接受所有的難民。政府沒有將難民安置在難民營，而是支持他們，使他們能夠自立，如果他們在那裡生活滿五年，就給他們國籍。事實上，哥斯大黎加咖啡農園的許多工人都是尼加拉瓜人。一些人已經安頓下來，另一些人作為季節性工人臨時來到這裡。尼加拉瓜在經濟上變得越來越瘋狂，而哥斯大黎加則獲得了新的勞動力持續發展中……。這就是眼前正在發生的動態。

儘管如此，尼加拉瓜的人民並不氣餒。他們是一個曾經成功領導過革命的民族。他們不會永遠對強硬的政權感到屈服。事實上，即使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，也有一些人在追求獨立的經濟活動。

胡里奧・佩拉爾塔（Julio Peralta）所代表的佩拉爾塔咖啡（Peralta Coffees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他住在本文開頭提到的被游擊隊襲擊的奧科塔爾市。2022年10月胡里奧訪問日本時，我們採訪了他。

胡里奧是邊境地區一個佔地有74公頃之大的咖啡農園的第四代主人。小時候，他經常在學校暑假期間乘坐卡車外出採摘。年輕時，因為內戰，他前往美國的大學留學。當和平達成，戰爭結束後，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國，著手重建咖啡業。

然而，這條道路並不平坦。火山爆炸和大地震接踵而來。咖啡的國際價格下跌，即使他費盡心思生產咖啡，也無法獲得收入。2018年，當他們好不容易走上正軌，爆發了暴亂，他們無法再出口。在此期間，他的許多夥伴們放棄了他們的農場，離開了咖啡業界。

即便如此，他說，「咖啡農的工作就是要面對逆境。困難總是存在的，如氣候變化、政治局勢的突變和勞動力短缺。」但他接著說道「我們將繼續努力工作，展示尼加拉瓜人的頑強精神」

如果我有機會買到他們的咖啡，我真的要細細地品嚐。品味這份積極又頑強不屈的味道。